王国生：红旗渠精神是新时代干事创业的动力源泉

[34] 黄卉：《法学通说与法学方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义务被看作是根本性的范畴，是唯一不可还原的规范性范畴。[33] 然而，圈外（示意图中阴影、空白构图之外）是否也有所指？从图形来看，两个圈外的空间，加上圈内的空间，整个韦恩图所能表达的内容才能被穷尽，即只有加上圈外的空间，权利的外延才周延。

这导致规则的调节、指导作用难以发挥。以上内容更多的在法哲学层面思考，笔者将否定的力量指出来，并依靠它从一个基本概念到另外一个基本概念，进而揭示出基本范畴之间的内在关联，即是本文的关键所在。（4）无请求权A-B（C）读作A无权请求B实施行为C。在初级规则中，禁止比命令、允许有语用学的优先性。实际上，连名词都已经是预先给定的。

道义逻辑就是由封·莱特命名的。而规定依照某个 行为（非C，不实施行为C）消极确定的义务性规范被称为（对实施行为C的）禁止，那么，从这些定义出发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等式：[38] 命令（C）=义务（C） 禁止（C）=义务（非C） 在逻辑上，义务（C）、义务（非C）都会对特权构成否定。如果实质合理性根本不可能是理性的，那么，我们就不用在裁判中感到纠结。

所以，当我们审视纷繁复杂的证立模式时，这一点将是评价它们成功与否的最终判准。其次，我们再来考虑一下，最大普遍性这一自然科学上通常使用的标准是否适用于法治研究。理由负载道德评价意涵，错误类型的理由仍可造成道德上的伤害，可能使人们承受不应承受的道德污名。在普通人看来，如果你说一个否定人权、普遍贫穷和种族隔离的法律体系是可以符合法治的，就相当于在主张我们应满足于这样的法律体系，这样的法律体系没有什么错。

官方行动与法律规则的一致性究竟意味着什么？正如富勒所说，这恐怕是法律的内在道德的全部要素中最为复杂的一项。之所以说这是描述性的概念主张，是因为这是从人们对法治概念现有理解的最大共识出发，去逻辑地推导出已经隐含在我们的法治概念中但尚未被明确揭示的含义。

其三，当郑成良教授将形式理性理解为逻辑演算，将实质理性理解为人们对正义、人权等价值的认知时，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就分别涵盖了不同维度的要求，而非在同一层面相互竞争。[40] 参见注[32]，第14页。理由是一个比理性更为基本的、简单的概念，它几乎没有作更一步解释的需要。五、深化作为司法裁判根据的形式法治论的研究 在梳理了四种版本的形式法治论之后，现在我要提出，在这四种形式法治论中，迫切需要深化研究的是第二种，即作为司法裁判根据的形式法治论。

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从不同维度上对立法活动给予规范性指引，强调其中之一则有失片面。富勒区分了法的内在道德和外在道德，然后将自己的理论限定在对法的内在道德的讨论上。刘艳红：《司法无良知抑或刑法无底线？——以摆摊打气球案入刑为视角的分析》，《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75-84页。例如，我不在公共场所吸烟，是因为法律规定了人们不能在公共场所吸烟。

[45]然而，我认为，效率上的好处并不能充分证明法治理论必须排除实质价值考量。[44] 参见注[42]，第181页 [45] 参见注[6]，第132-133页。

在开始讨论之前，宜先作两点交代：其一，不能将本文对形式法治论的批评视为从根本上反对形式法治，而只能视为对国内近些年出现的几种关于形式法治论的有代表性、有影响力的立场表达和推理脉络的商榷。[2]当人们对于同一事物有截然不同的理解时，谨慎的做法是：不要急于投入争论，而是首先搞清楚人们究竟在回答着什么样的问题。

显然，这种稀薄的形式法治理论，比他真正希望支持的那种包含合法性原则的形式法治理论有更大的普遍性，可以将纳粹德国的法律体系也包含在法治内。法律主张权威地位，并不是说它的要求只是理由之一（独立于内容的理由），需要和其他理由（依赖于内容的理由）相权衡，而是主张法律可以排除那些依赖于内容的理由。作为裁判根据的实质法治论与形式法治论之间的分歧，确实能够造成案件结果发生戏剧性变化，决定着普通人的命运安排。根据人们对理性的通常看法，每个人应通过衡量自己的得失来确定行动方案。这种理论从人们对法治概念的既有理解出发，通过对其内部逻辑的分析，指出法治概念只包含对法律实践形式方面的要求。b.主张1是所有法治讨论的前提。

拉兹也为富勒提出的议题所吸引，回答方式也是从法律指引行为的功能出发，提出法体系应追求的形式美德。富勒认为，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我们可以根据较容易具有共识的形式法治理念决定法律实践方案，而不必陷入实质价值争论的泥沼。

（二）理论难点剖析 前文借助概念分析解释了形式法治论与实质法治论的立场差异，但是，严肃的法理学问题不会自然而然地从两者的不同中浮现出来。因此，我们所要寻找的理由概念不能包含实质与形式，它应该更为具体并且更有解释力。

第二，关于法体系在形式上追求的品质，富勒称之为一种道德（morality），而拉兹却称之为美德（virtue）。拉兹对排他性理由（exclusive rason）的说明能够帮助我们更进一步地准确理解两种法治观冲突的情境。

其目标是，从对法治概念的已知理解推导出对这一概念的未知理解，帮助人们融贯地使用概念，并解决概念理解上的某些分歧。规范性概念主张的目标不是使被提出的理论符合现有的语言实践，而是要让理论为语言实践提供指引与批判，它旨在改变法治概念使用中存在的某种令人不满意的现状。当然，他的说明中仍存在值得商榷之处，主要是其所使用的理论工具是否恰切的问题。初看上去，这个标准似乎很符合我们对理论之科学性的通常理解。

富勒与拉兹共同关注的议题可被概括为：从形式上看，法体系应当具有何种美德？富勒对挖掘这一议题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如果我们将实质合理性故意矮化，则不但会扭曲批判目标，还将阻碍我们搞清楚裁判中出现的真正难题。

自然科学理论追求最大程度的普遍性，用一个原理来说明尽可能多的现象，人们根据它与现实的符合程度来判断其成功与否。然而，同为形式法治论的各项主张，实际讨论的却是四个不同议题：法体系的美德、司法裁判的根据、法治的概念以及法体系美德研究的界限。

有的学者在这两种经典解说的基础上又作出了复杂演绎，但这两种经典解说仍然构成他们理论发展的起点与重要智识资源。基于前面的分析可知，实质理由和形式理由不是好的理论工具，一是因为它们同待解释的概念（实质法治与形式法治）过于接近，二是因为它不能够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实质法治论和形式法治论之间裁判立场上的冲突。

拉兹也提出了类似的八项原则，[8]我们可以在拉兹与富勒的理论之间作一个比较。但是，除非我们已经严谨地考察和推翻了在这一问题上积累的所有宝贵学术努力，否则抛弃这一传统观念是不负责任的。形式法治论至少要包涵这样的内容,即认为法律规则在一些情况下是排他性理由，可以排除那些提出相对立的行动要求的理由。因此，不宜将我国当前形式法治论的不足，当作形式法治论失败的决定性证据，而应将之视为进一步深化研究的理由。

[25]在我看来，陈金钊教授似乎是以法律方法遮盖了他实际所坚持的实质法治论立场。[22] 参见注[1]，陈金钊文。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11] 近期相关讨论请参见张明楷：《避免将行政违法认定为刑事犯罪：理念、方法与路径》，《中国法学》2017年第4期，第37-56页。

[2] 反对者观点主要参见高鸿钧等：《法治：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2页。我们可以从法律的内在道德角度考虑这个问题，即这样的法律很难得到实施，而其存在却方便了某些人借此敲诈勒索。